序



第一章? 一位國際政治經濟學家的形成

第二章? 權力政治

第三章? 發展的先驅

第四章? 重塑發展經濟學

第五章? 一門跨學科的社會科學

第六章? 市場社會的歷史與理論

第七章? 民主的運作

第八章? 赫緒曼對後世的影響



注釋

縮寫詞語

書目

序



　　不必然是這樣。

　　──喬治與艾拉．蓋希文（George and Ira Gershwin），《波吉與貝絲》（Porgy and Bess）



　　不論就什麼標準而言，阿爾伯特．赫緒曼都不是典型的學者。出生為德國人的他，到了三十歲已參與過兩次世界大戰，也在三座不同大陸的七個國家居住過。他能夠以五種語言交談書寫，使用過多個筆名，而且能夠假扮成土生土長的法國人而不被發現。他從不曾獲得高級學位，卻任職於十幾所菁英機構。乍看之下，他的學術產出可能像是各種主題和方法論的大雜燴。然而，他卻是二十世紀最重要也最具影響力的社會科學家之一。



　　在他漫長的人生裡，赫緒曼於數十年間不斷對經濟學與社會科學做出開創性的貢獻。他的貢獻絕非一系列毫無道理的探索，而是共同呈現出一條智識發展路徑，帶有驚人的想像力與深刻的一致性。他的視野極為寬廣，能夠把所有的社會科學涵蓋在一套總體的學科範圍當中，從而改變那些學問本身的界限，因此他總是偏好談論一個單一的詮釋性社會科學。到了學術生涯尾聲，赫緒曼已是當時在世的思想家當中最受仰慕的一位，也是最難以模仿的一位。



　　赫緒曼在他的學術生涯裡雖然也不乏遭受批評，但他的著作受到的評價通常強調其原創性，甚至是其精妙之處，而淡化其中比較引人疑慮的面向。身為傳記作者，我承認自己不是完全客觀中立；但儘管如此，我在呈現自己的分析之時，還是盡量不迴避赫緒曼的著作裡所存在的問題。赫緒曼曾經把自己對於任何一項分析的思考方式形容為「不必然是這樣」。我也以自己的方式試圖採取赫緒曼的這種「不必然是這樣」的態度，效法他看待世界的觀點，而以不帶成見的方式看待他。我尤其試圖評估赫緒曼對於同時代文獻的貢獻：他的觀念如何受到同僚與決策人士的討論、採用，或是拒卻；他的觀念是否禁得起時間考驗；以及他與機構的關係如何演變。由於赫緒曼是一位深富原創性的思想家，因此我們很容易忍不住強調他的獨特性，而在無意間把他奉為偶像。我在本書裡著重的一大要點，就是把赫緒曼放在適切的背景脈絡當中，從他與自己的智識及政治同僚持續不斷的對話當中看待他。不是把他視為一個獨特的學者（儘管他確實極為獨特），而是他那個時代的智識與政治辯論當中的一個參與者。



　　由於本書是一部思想傳記，因此一大部分的內容都投注於探討赫緒曼的學術生涯。二○一三年出版的《入世哲學家：赫緒曼的奧德賽之旅》（Wordly Philosopher: The Odyssey of Albert O. Hirschman），是一部極為優美又更加詳細的傳記，作者阿德爾曼（Jeremy Adelman）是普林斯頓大學的史學家，也是赫緒曼夫婦阿爾伯特與莎拉的好友。只要是對赫緒曼的生平與著作感興趣的人，阿德爾曼的那部傳記絕對是一本不可或缺的參考書。不過，阿德爾曼的那本書「不是赫緒曼著作的故事，而是那些著作背後的故事……是他一生思想的背景傳記故事」。相對之下，本書則比較是關於那些著作本身，關於那些著作所引發的辯論，以及那些著作試圖探究的問題；因此，阿德爾曼的那本書和我的這本書與其說是互相替代，不如說是彼此互補。我們雖然在許多面向有所重疊，卻也在若干地方強調不同元素。同樣的說法也可套用於其他作品，包括一群拉丁美洲的同僚與朋友在近期所進行的分析（他們對於赫緒曼與拉丁美洲的關係特別感興趣），以及若干在赫緒曼去世之後針對他的著作提出的讚譽。



　　面對一個像赫緒曼這樣的思想家，如果要瞭解他的著作，尤其必須對他的人生採取全面性的觀點。歷史事件，特別是發生於赫緒曼人生前半段的歷史事件，在形塑他的世界觀當中占有主導地位。赫緒曼的人生無法劃分為早期的「行動生活」階段（vita activa）以及後期的「沉思生活」階段（vita contemplativa），儘管他自己提議過類似的劃分方式，在介紹他最新出版的論文集之時提及「我人生中的冒險性與沉思性面向」。赫緒曼的著作向來都與現實世界具有深刻連結，而他的學術產出也總是由特定問題引發，因為他希望能夠提出有用的想法，對問題的解決有所貢獻。赫緒曼絕非象牙塔學者，而是極為腳踏實地。



　　實際上，赫緒曼人生的前半段大體上漂泊不定，思想經常是透過行動而成形，像是他參與反法西斯的抵抗運動，或是在走訪哥倫比亞各地之時與農民以及市鎮首長談話。他總是非常關注歷史，因為歷史深深影響了他的思想、價值觀，以及他在自己所屬那個時代當中的生活方式。赫緒曼在他的職業生涯裡經常四處旅行，許多文章都是在世界各地受邀參加討論會而寫成的結果。這些文章也體現了赫緒曼的思考與行動之間的關聯，但比較屬於經常存在於學者人生中的這兩個領域之間的正常連結；至於利用帶有夾層的手提箱偷運宣傳小冊，則是另一回事。本書的第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仔細記述了赫緒曼的著作以及生活；至於他四十五歲以後的人生，則是比較專門聚焦於他的著作。



　　關注赫緒曼的個人生活，也表示我決定尊重他多次的改名換姓。在柏林出生時被命名為奧圖．阿爾伯特．赫緒曼（Otto Albert Hirschmann）的他，在一九四○年有幾個月的時間改名為阿爾伯特．赫曼特（Albert Hermant），一九四一年之後則是改為阿爾伯特．赫緒曼（Albert O. Hirschman）。（他還有另外一個筆名，稍後就會在第一章談到，我不想提前爆雷。）阿德爾曼當初也決定採取同樣的做法，而我實在找不到比他傳達這一點更貼切的言詞：「以一般人最視為理所當然的日常舉動體現二十世紀的種種轉折，那項舉動就是我們受到稱呼的姓名。」



　　既然本書是一部思想傳記，所以對赫緒曼的家庭生活也就幾乎毫不關注。這點就赫緒曼的太太莎拉．夏皮洛．赫緒曼（Sarah Chapiro Hirschman）而言尤其問題重重。莎拉不只是他終生的伴侶，而且如同赫緒曼在《反動的修辭》的題獻詞所寫的，也是他的「第一位讀者，同時又是五十年來的評論者」。此外，在構成赫緒曼著作基礎的許多旅程當中，她也扮演了共同研究者的角色，書寫實體筆記並且主動參與討論與訪談。她是赫緒曼最重要的智識對話夥伴，為赫緒曼引介了一套龐大的新文獻，例如人類學家的著作，而赫緒曼也持續不斷在他的寫作當中使用這些文獻。



　　不過，莎拉不只是一名盡心盡責的研究者以及富有同理心的伴侶，她同樣也生活在現實世界裡。她為了支持低收入成年西班牙語使用者的閱讀活動，而創立了「人與故事」計畫（People & Stories/Gente y Cuentos）。這項計畫非常成功，不但廣為擴展，也衍生出其他語言和形式的版本，以便造福不同的弱勢群體。這是草根社運的絕佳案例，赫緒曼本身也從中學到不少東西。如同阿德爾曼指出的，赫緒曼在一九八四年寫作《集體向前進》（Getting Ahead Collectively）的時候，莎拉的草根活動以及她「銜接識字與口語能力」的努力所造成的「深刻印記」，即可見於赫緒曼的實地研究做法以及寫作風格當中。



　　他的女兒卡蒂亞（Katia）與麗莎（Lisa）所扮演的角色，在本書裡也不得不受到犧牲。書中唯一提到她們與父親之間的關係，是一封他在一九六五年寫給她們的信件，引用於第四章。赫緒曼在信中仔細解說了他為自己正在寫作的書所得出的若干最奇特的結論。不過，這封信只可讓我們稍微窺見一項充滿深情與智識交流的父女關係，而此一父女關係也再度顯示了赫緒曼如何以活力把他的學術生活與個人生活交織在一起。



　　[……]